孤独绝望

曾经，我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，我和丈夫相亲相爱，独子活泼可爱，很小就显示出了英语和绘画天赋。由于我们工作很忙，孩子小时候大半时间都和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呆在一起，直到99年才到宜昌来上幼儿园。99年底的一天，儿子从幼儿园回家时，却好象变了个人：他不停地在原地打转，边转边打自己的头，时哭时笑，有时还咬自己的胳膊，我们和他讲话，他也没有任何反应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儿子天天如此，渐渐地，连妈妈也不会叫了，仿佛陌生人一般。看着聪明可爱的儿子一下子变成了这样,想到天真无邪的童年再也不属于他了，常常是儿子哭,我也哭，整日以泪洗面, 几近崩溃；有时想跳楼；好多次,带着儿子在江边走,总想结束二人的生命，让涛涛江水带走娘儿俩无尽的痛苦；孩子爸爸也很少与人说话了，开始自我封闭；整个家庭笼罩着痛苦、绝望的阴影。“一个家庭中有一个孤独症患者，这个家庭便陷入更大的孤独之中。”经济负担且不说，就是心理压力也足够让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彻底崩溃。

艰难求医

孩子病情一天天严重，我哭过、痛过，也茫然过，多少次想放弃，但看着儿子可怜的眼神，我心如刀绞，割舍不下的母爱和责任心让我重新振作起来，因为我坚信母爱可以让一切变为可能，眼泪救不了我的孩子。孩子的康复与未来就掌握在自己手中，为了孩子，我必须调整好心态，面对现实，使自己坚强起来，才能把孩子从黑暗孤独的世界里拯救出来。
    从此便开始了漫长艰辛、曲折无耐的寻医之路。我们带着孩子颠簸辗转到处求医，北京、广州、武汉等大城市，神农架、恩施、秭归等偏远山区，只要听说有哪个专家、教授，或者“偏方”、“高人”能治好孩子，我们绝不放过任何一次机会。中药西药，针灸理疗样样都试。可每次都是满怀希望而去，带着失望而归。
     2000年,我与“北京星星雨教育研究所”取得了联系,经检测,儿子患了孤独症,需要接受特殊训练。我们交了报名费,排队等候了一年多时间,终于轮到儿子去北京训练治疗了,却因为费用昂贵而未能成行。2001年的春节，我背着儿子艰难地跋涉在秭归崎岖的山路上，准备去拜访一位老中医。天正下着雨，踩在稀泥里，几次和儿子一起滚倒在山沟里，欲哭无泪。2002年9月，我和丈夫带着儿子到武汉一家孤独症训练机构求医。被告知只收8岁以内的孩子，儿子已经错过了最佳训练期。在东湖边，看着毫无表情的孩子，痴痴傻傻地把地上的石子和小草拿着往嘴里送，我再也掩藏不住心中的凄苦，对着东湖大声痛哭。

成功办校

学校的开办填补了宜昌的空白，适应了特殊孩子教育训练的迫切需要。办校前，宜昌的不少特殊孩子与我自已的孩子一样，面临着求学无门，求医无钱，孤独无助的困境，学校的开办使这些孩子有了走出家庭的小笼子，与外界接触、与同龄人交流的空间。家长对孩子的健康成长有了寄托，有一位家长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深有感触地说：“我的儿子从小就患上了自闭症，整天不说话，在家里蹦来蹦去，爬冰箱，砸东西，还有自残行为，因为宜昌没有特殊训练机构，只好送到南京，一小时100元。现在好了，我再也不用跑那么远了。”
   经过老师们不懈的努力，绝大多数的孩子有了好转，不讲话的孩子现在有的开口讲话了；不会走路的孩子有的能跑能跳了；不与人交流的孩子，能拉着其他小朋友的手一起做游戏了；不会吃饭的孩子，现在能独立吃饭了。看到孩子的进步，家长们乐在心里，笑在脸上，从经济和精神的双重压力中解脱出来，可以专心地工作。救一个孩子就等于救了一个家庭。

现在我最内疚的是对不起自己的儿子，当初是因为他才办学校，但现在学校办起来了却没时间管他了，他爸爸经常出差不在家，我也因为学校的事情没功夫管他，所以他现在就是学校的儿子了，成天生活在学校，每当星期五别的小朋友的爸爸妈妈来接时，他就会对我说：“妈妈，今天星期五了，你带我回家好吗？我想回家”，有一次，他在学校住了一个多月，我从北京学习刚回来他就要回家，我也答应了，但正要走时，有个西安的家长来咨询，很晚了他只好在学校先睡了，第二天我还要给老师和家长们培训讲座。有时我也在心里默默地说：“儿子，你不要怪妈妈无情，因为我现在不光是你一个人的妈妈了，这么多孩子他们更需要我的爱！他们的妈妈把他们放在学校，我要肩负起他们的教育、训练、生活、安全等多方面的责任！”